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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忠海收藏 1930年 中国南北

沈忠海收藏 -1930年 今日之沪江

沈忠海收藏的有关1928年香港的历史照片。

沈忠海收藏《这就是上海》

沈忠海收藏《香港》

1926年 唐纳德·曼尼拍摄扬子江畔
作者序：《扬子风景》中的照片是在两次长江上游之旅中拍摄的，展示了低水位季节的长江。尽管从宜昌到重庆的第一次轮船之旅并非一无所获，但很明显，在任何拍摄长江峡谷的尝试中，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充足的研究及天气条件方面的好运气。第二次旅行用了将近四个星期的时间，乘坐当地船只（舿子）穿过宜昌和万县之间，同行的还有海军少校富特·凯里（H. Foote Carey）,他对长江流域的了解和经验给予了我非常重要的帮助。
这些地区经常弥漫着阴暗、雾霭和潮湿的气氛，这使得摄影记录极为困难，必须承认，即使在最有利的光照条件下，照相机也无法充分表达和再现那些雄伟壮观的景致。然而，我希望这本摄影集中的作品能部分描绘出这条大江千变万化的景象；透露出它的神秘魅力，并展现出长江上游那些险峻峡谷的雄伟壮丽。
感谢海军少校凯里（Carey） 对图片描述性注释所提供的信息。
图册中装饰性的草图是由海军中校甘迪（H.G.Gandy）绘制，而封面上的“峡谷”印记是由奥斯汀（L.C.Austin）先生织布艺术改编的。在此，我衷心向两位表示感谢。
唐纳德·曼尼
1926年于上海
翻译：魏桐

美观北京
摄影-唐纳德·曼尼，66幅范迪克凹版照片
介绍-普特南·韦勒撰写
沈忠海收藏
翻译：魏桐
北京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戏剧性意味。也许因为人们从阿拉丁神灯的故事中听到它的名字，就将它与神秘和冒险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这座城市远离世界上的其他角落，却象征着一个占据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帝国。一千多年来，它享有比亚洲任何一个城市更高的威望。出于战略考虑，北京被设在内蒙古高原南侧，并因此与整个高亚洲（High Asia）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北京拥有宝贵的优势——即与旧世界的战斗民族接壤，又与中国农业与艺术紧密相连。它一边挥舞着宝剑，一边坐拥中国的文明，并且时常向远东的诸民族民发起战争。
然而，要说北京是一座现代城市而非古典城市却并不过分。北京是好战的鞑靼主义和温和的中华文化的奇妙融合。两千年前，它是广袤的直隶平原荒野上的一座军事小镇；现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大都会，在当时只不过是贫瘠的草原，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黄河流域迁移来的村庄，在这里勉强度日。这些强壮的农民一定和现在涌入内蒙古和满洲西部的定居者很相似，他们进入荒野，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并将中国建设得更为强大。这些早期的殖民者当然把燕京这个古老的城市视为他们的堡垒和避难所。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类似于《旧约》中那些象征着犹太国家主权和力量的城墙城市，征服这些城市对拥有显赫的领土至关重要，但约书亚发现除非得到超自然力量的帮助，否则这只是妄想。历史上，在中国省会和帝国首都的围城周围，都出现了大批武装人员的扫荡。要想了解这些运动的政治和种族意义，就必须研究这些城市的历史。
这些早期的直隶平原殖民者很快就养成了顽强抵抗和坚忍不拔的品质，直到今天，这些品质依然将他们与中华的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他们与不断袭击中国的游牧民族混血融合，渐渐明白了什么叫机动和变化，从而并没有费太多力气就成为了中华大地的新主人。
即使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燕京也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基督时代之后，一直到汉朝覆灭，在那里坐镇的都是封建时代的地方长官或王子。它是一个偏远的边境点或前哨城镇，包括了旧中国河南和陕西到朝鲜王国所在的北直隶湾北岸，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那些遥远的时代，大海的距离并不远。通州东南14英里处是一个海港，中国的帆船很可能就是从这里起航前往位于辽东的朝鲜王国，将儒学传播到朝鲜，并让他们进一步教化了日本人。直到今天，这个传统仍然存留着。在1200~1300年前的唐朝，北京逐渐开化。今天，外城里可以看到两座建于唐朝时期的古庙，它们原来可能就伫立在四方形的堡垒外。宗教符号是北京最古老的遗迹。除了这些庙宇之外，还有几座古塔，年代久远，像岛屿一样矗立在低洼房屋残垣断壁中，显然可以追溯到十个世纪前的鞑靼时期。这些建筑自然也经历了唐朝之后的宋代，据中国学者称一座宝塔有一千四百年的历史。那时候的长城是一项真正的防御工程，但毫无疑问已经在北京以西很远的地方停止了修建。直到后来的朝代，长城才逐渐延伸到了深山以及山海关的岩石海岸，彻底将蒙古和满洲隔绝在中国北部之外。据传13世纪，马可·波罗穿过了蒙古高原来到忽必烈可汗的朝堂，但他并没有提到长城。除了长城当时并不存在，也没有别的解释了。因为以长城隘口现在的规模，不可能逃过马可·波罗敏锐的双眼。甚至在10世纪满族-蒙古族入关前，燕京城镇规划和居民的准确数量都无从知晓。但我们依然可以确定，在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义和团包围公使馆期间发现了大量白色的石头炮弹，深深埋在10-12英尺的土地下方。这些有可能是唐朝时期发射的炮弹，因为历史上首次提到使用石头炮弹就是在1200年前。
这些第一批在中国站稳脚跟的鞑靼人首先发现了北京作为帝国首都的战略价值。契丹鞑靼来自满洲，于公元960年建立了辽朝。在契丹人到来之前，或许蒙古人在北京周边已经建立了诸多战壕式的营地；而契丹人却大胆地放弃了原本的满洲，把华北作为他们的权力中心，从而开始了北京作为中国心脏的千年历史。以北京为中心的整个权力政治概念起源于鞑靼，与中国人关系不大。
历史记录证明契丹鞑靼人曾在现在广阔的先农坛附近修建过一座用泥墙围住的宫殿，他们的护卫者聚集在四周。唐朝时期的北京不说完全，至少绝大部分都包括在了新都的范围内。当时这里更多是一个营地，而不是一个文化和贸易中心。对于文明的中国人来说，契丹鞑靼人是野蛮人，他们的地位比古罗马眼中的日耳曼的部落还要低。他们有着原始民族的品质，以狩猎为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正是他们首先将朝鲜王国从辽东半岛赶走，确立了鸭绿江作为朝鲜的边界，从而为中国人最终定居满洲铺平了道路。契丹人沿着北直隶沿岸进入了宋朝的北方省份。刚刚取代了唐朝称霸中原的宋朝却无力阻止契丹前进的脚步。燕京是北方最大的城市。虽然海岸线的后退使得天津作为新的贸易城镇在淤泥滩上拔地而起，但燕京依然处在通往中国中心的道路上。
燕京是否曾经陷入战火和烧杀呢？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古代，一座城市正式投降之前，等待它的命运就是如此。契丹征服者满足于在城门附近建一座简陋的宫殿以示他们的统治，随后将他们的疆土进一步向南推进，首先入主河南省，随后进入山东。但是宋朝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蛮族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属于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帝国，这让朝野上下震惊不已。过去的12个世纪中，长城一直是抵御北方蛮族的安全屏障，但现在却被远在东北方的契丹人突如其来的入侵突破了——至少是失去了作用——这一定造成了大规模骚乱。
契丹人的政权并不稳定，但存在了几十年。11世纪早期，他们被一支同族的满族人——女真人取代了。在宋朝的推动下，女真起兵伐辽，但在占领了契丹首都后，他们反过头来背叛了自己的盟友。
金朝同样在今天北京城的南部建造了自己的宫殿，但是他们一心南下灭宋，攻破河南开封府后迁都于此。然而开封府地处黄河以南。背靠黄河的金军遭受了中国军队一轮一轮的猛烈攻击。最终他们决定与敌人隔河而治。于是金朝将朝堂迁回了北京。他们带回了石鼓作为战利品，这是中国最早的文物，记录了周宣武王出猎的场景。今天，石鼓被仔细保存在孔庙中的亭廊里。
金朝的这个动作象征着从那时起，北京成为了中国历史围绕的中心。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图像和文字中看到900年前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女真族的鞑靼人的穿着以及他们辫子、长袍、圆形的硬帽、方趾的马靴都是五百年后他们表亲——满族人的原型。这是一个冷酷好战的民族，为了维持对中国北部的掌控与宋朝不断地交火。那段历史上，双方互相攻伐，说不准哪会一方得到战争女神的眷顾；但不论对手如何努力地想把他们赶到长城以北，女真人依旧顽强的守住了自己的土地。
在中国，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宋朝的统治者憎恨这些异族人的逆天之行，最终在13世纪初联合了当时震动了大地的蒙古的统治者，不朽的成吉思汗。蒙古的铁骑在忽必烈可汗的带领下涌入了无人把守的长城关隘，风暴般摧毁了金王朝，洗劫了那里的宫殿，奴役了他们的女人。他们破坏了与宋朝的约定，兵临长江，出兵东京，南宋最终覆灭。
在这场战争中，北京即便没有被摧毁，也受到了重创。随后，元朝在废墟上重建了一座规模更大的城市。马可·波罗拜访过的汗八里（Cambaluc，又称元大都，Khan-baligh，意为可汗的金帐）拔地而起。最古老的帝国纪念碑就可以追溯到元朝的统治期间，虽然有记录显示皇家宫殿西侧的三个湖泊（即内三海，包括北海、中海和南海—译者注）是由满清鞑靼人开始挖掘的。皇城之内著名的舍利塔据传就是元朝流传下来的文物。孔庙里那些沉在地里、背上驮着石碑的石龟，据说有很多也可以追溯到元朝；而且孔庙中栽植的很多柏树也是700多年前元朝栽种的，今天内政官员们依然会将它们认真地编号和统计。
伟大的威尼斯旅行者马可·波罗用诗意的语言记录了可汗的朝堂和13世纪北京。他解释了为什么蒙古人并没有选择契丹和女真人建立的城市，而是在北边建立了一座新城，透过他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元朝人内心的不安全感，以那时候所谓的政治力量不过是军事实力。他是这么说的：
“汗八里伫立在一个自古以来就以宏伟壮观的著称的地方，这个词在我们的语言里的意思是‘皇帝的城市’。不过占星家告诉伟大的可汗，这座城市未来会发生叛乱，大大威胁到帝国的统治。所以他在河对岸建立了一座新城。新都和旧都之间隔着一条河流，新建的都城叫做大都。所有契丹人，即契丹省的居民，都必须离开旧都迁往新都。但是那些忠贞不二，无可怀疑的居民都可以留在旧都，尤其是因为新都虽然有我们要描写的那样的面积，但仍不像宽广的旧都那样，能住下如此众多的居民。新都呈正方形，周长二十四英里，边长为六英里，有一土城墙围绕全城。城墙下长十步，愈向上愈窄，到上面，宽不过三步。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的所有设计都以直线为主，所以各条小路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一个人如果登上城门，向街上望去，就能够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在城里的街上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商店和铺子。所有建屋所占的面积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全有充分的地方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所有的家长都能分得一块这样的土地，并且土地可以自由转卖。城区的规划就如上所述，像一块棋盘那样。所有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描述。整个城墙共建造了十二座大门，每边三座。各个城门上和两门之间，都建有一座美丽的建筑物（箭楼），每边共有五座，楼中有大房间可存放守城士兵的武器。新都的中央有一座很高的建筑物，上面垂吊着的一口大钟晚上都要响起。在第三声钟响后，所有人都不得在街上徘徊。不过遇上特殊情况，如孕妇分娩，有人生病等非外出请人不可的情况，便可以例外，但外出的人必须提灯行走。
“守城兵士估计每座城门是一千人。人们不要以为有这么多驻军，就相信是在防御某种敌人的入侵，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为了突出大汗的光荣与威严而建立的禁卫军。”
由此我们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老北京的性质了。城墙绝不是现在的样子：他们只是忽必烈在中国土地上战斗的时候时常遇到的类型。最多35英尺高，10英尺宽，与现在的规模相形见绌。城门之上以及城墙拐角处的木塔通常很大，每一个都由1000名士兵守卫。新城的南边是一条蜿蜒的河流，后来被修成了护城河。契丹和女真的城镇与新城隔河相望，现在哪里居住者中国人以及各色各样的冒险家和难民。它比新城小很多，贸易商人团体居住在那里，还有北边的城市容纳不了的居民。这个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北京依然保留了当时棋盘型的城市规划，宽广的道路直通南北，连接东西。这些都要归功于蒙古人的军事眼光，他们希望自己的首都是一座牢固的军营，用砖石在四周围上了壕沟。王子和贵族们的府邸和一排排低洼的房屋连在一起，那里住着侍从、士兵和骑兵。我们从北京住宅的设计中可以看到一种延续到现在的特征，即保留饲养大量马匹和骆驼需要的空间，正是它们给来自蒙古的征服者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机动能力。这些府邸有着广阔的庭院和大门供马车进出，但这不仅是为了牲畜，也是为了蒙古人，他们热爱广袤的天地，未曾被城市限制脚步。这是元朝统治期间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然而，虽然我们清楚的知道700年前的状况，但仍然还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决。现在北京东边150码的地方可以看到有一道朝南延伸的城墙的残骸。这是谁修建的？它是这座古老城市的一部分吗？还是契丹人或女真人建造的防御工事？许多年来没有人知道。虽然这道土垒和忽必烈建造的新城连在一起，但是它向南延伸了非常远，可以断定并非城墙的一部分。最近的研究显示，这可能是女真人建造的堤坝，用来防御现在肆虐在天津平原上的洪水。
地理位置和新的民族分布让中华帝国两千多年以来的统治中心向东北方向转移了500英里。自三千年前繁荣昌盛的周王朝起，西安府和河南的诸多地方就为数不清的政权提供了庇荫。在中国，帝国的发展道路遵循自然法，逐渐向北偏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自由和独立的国家。鞑靼人带来的教训从未被忘记；虽然14世纪时，明朝的开国皇帝最开始违背了这一条外来的法则，选择定都南京，但几十年后也选择迁都北京。
现在我们看到的北京城与15世纪早期明朝时的基本无异。高耸的城墙、宏伟的宫殿，以及这个地方基本的特征都来自热爱广袤空间的鞑靼人，他们将异乡的遥远梦想留给了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并且永恒地转化成了砖石的形态。
尽管城市的设计带着鞑靼人的特征，但是明朝伟大的永乐皇帝作了一些改变，从而给北京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钟楼和鼓楼分别用来提供战时警报和击鼓以示宵禁，元朝统治几件，它们坐落在元大都的中心位置。不过现在已经不在了，因为北京城的北面后退了两英里，南面则向前推进了些，好让天子居住的宫殿可以建的更加宏伟。这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都城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皇帝宫殿开始变得宏伟壮丽。
“要知道，大汗每年的十二月、一月和二月都住在被称作汗八里的大都（地处元帝国的东北端）。那里有他的宫殿，现在我来告诉你它长什么样子。
“宫墙和深沟包围着一个广场。每边长一英里，也就是说周长四英里。可以肯定，城墙很厚，长度不多不少。宫墙的每一个拐角处都有一座精致的小楼，里面存放着皇帝打仗用的东西，比如弓箭和箭筒、马鞍和马笼头、弓弦、以及所有有用的武装。每两座角楼之间还有一个这样的小楼；所以沿着宫墙共有八座这样的小楼，里面存放大汗的战争用具。而且要知道，每座小楼只会存放一种用具；也就是一座用来放弓，一座用来放马鞍，一座放马笼头，以此类推。
“宫墙南边有五座大门，中间一门，该门终年关闭，专供皇帝出入。近旁两侧的大门较小，供其他人出入；这两个大门旁边，有两座东西向的大门，也是供人们出入的；这就是宫墙南侧的五扇大门。
“在宫墙以内，还有第二层稍小的长方形空间。与外墙相同，内墙也有八座小楼，里面存放着大汗的战争用具。内墙南边也有五座大门，结构与外墙相同，另外三个方向也各有一门，外墙也是如此。墙内中间是皇帝的大殿，下面我来告诉你它是什么样子。
“要知道，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宫殿。（它北连外墙，南面则有一块空地供贵族和禁卫军出入）。宫殿的地上部分只有一层，台基高出地面十掌，四周是大理石栏杆，约两步宽，所有从平台上走出的人外面都可看见。平台的外面装着美丽的柱墩和栏杆，可供人们在此行走。屋顶很高，宫殿的墙上镶着雕刻和镀金的龙，还有很多鸟兽以及战士的图形和战争的图画，还有其他的东西。屋顶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宫殿的四边各有一大段大理石装饰的石阶，由此可从平地走到围绕宫殿的大理石平台，凡要进出皇宫的人都一定通过这道平台。）
“大殿非常宽敞，能装下六千人在这里举行宴会。皇宫中还有不少独立的房屋，布局令人惊叹。这座建筑的整个布局无人可超越，最为宏伟、华丽和精致。屋顶外同样装饰着红、黄、绿、蓝灯各种色彩，上面涂着精致的清漆，闪耀着水晶般的光芒，整个宫殿从很远的地方看过去依旧散发着光泽。屋顶建造得十分坚固，永世不坏。
“（大殿内部还有许多雄伟的大厅和房间，存放着皇帝的银器、宝石、珍珠和金盘，两遍是女眷和妃子的住处。皇帝在那里处理自己的事情，无人可打扰）。
“在上述两座宫墙之间，有精致的园林和美丽的树木，上面结着各种各样的水果。各种各样的兽类生活其间，如鹿、羚羊和狍，还有许多种松鼠、提供麝香的动物，以及各种各样的美丽的生物。除了人往来的地方，没有一片地方是空的。（园林中覆盖着茂盛的草地；其间小径高出地面约两肘，因此不会变得泥泞，雨水也不会汇积，而是直接排到草地里，进一步滋养了那里的植被）。
“从这里向西北有一个美丽湖，里面皇帝下令养在那里的各种鱼类，当皇帝有意便可以随心取用。有一条河自此出入，但出入口设有铜铁格子，鱼类就不能随河水出入了。
“除此之外，在皇宫北侧一箭之地有一座人工山丘（由湖水中的挖出的泥土堆筑而成），高百步，周长一英里。这座山丘满植树木，四季常青。我可以保证，不论哪里有美丽的树木，皇帝都会知道，并遣人获取，连根带土移植到这座山丘上来。树大则让大象运来；如此世界上最美丽的树便都是他的囊中之物了。另外，他还命人将天青石满盖这座山丘，颜色碧绿。于是，不仅仅山上的树是绿的，山丘本身也通体绿色；因此这座山叫做绿山；此名诚然不虚。
“山顶另有一大殿，内外皆为绿色；这样，山丘、树木还有宫殿构成一道奇景；颜色一致，多么让人叹为观止！凡是看到这座山的人都倍感欢愉。大汗筑造这般美景，是为赏心悦目之用。
“要知道我们上述宫殿，也就是皇宫的一旁，皇帝还命人建造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宫殿，供皇子即位后居住。两座宫殿风格相同，大小一致，如此皇帝驾崩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移至新居。（这座宫殿和大汗的皇宫分别在湖两岸，中间有一座桥相连）。现在，这里提到的皇子持有玉玺，但只要大汗还有一日在世，他的权威就不如大汗。
“现在我来讲讲这些宫殿所在的元大都；它是如何以及为何建立起来的。“

从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这些宫殿，以及所谓的紫禁城，它们或许并不完全起源于蒙古，但至少其空间设计完全来自蒙古人。这一点无可争议，不过我们显然可以看到，许多被蒙古皇帝视为珍宝的东西在其他统治者那里却并非如此。那座“人工山丘”依然耸立，但被当代人起了一个乏味的名字，“煤山”（即景山——译者注），因为不知何时兴起了一种说法，说那里埋藏着大量煤矿以供皇帝被围困时使用。然而宫门和宫殿的布局似乎完全不一样了，明朝的统治者保留了元朝的部分规划，但也加入了很多中国因素。马可·波罗宣称可以容纳六千人的大殿不见了；现在皇宫的正殿最多只能容纳一千人。那些曾经辉煌的园林里建起了额外的墙壁和建筑，“各种各样的兽类”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消失不见。不过，现在一看到帐篷形状的黄色屋顶，人们仍然能回想起过去生活在巨大的毡帐下的伟大人物。
无论如何，从宫殿旁令人陶醉的三湖可以看到，中国的统治者毫无疑问还是让这里变得好了许多。
明朝起家自江南的繁荣水乡，河流湖泊环绕，他们眼里的北方贫瘠不堪，来到这里无疑是一种苦难。为了建造人工园林景观来美化宫殿的周边，他们将苏杭地区最好的工匠带到北京。苏杭本就以园林闻名，湖泊旁妆点着美丽的庭院，吸引着一代一代的旅人前来观赏。第三代皇帝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京，在他的指导下，工匠们为中国的园林艺术注入了一种绘画的艺术性。宫殿四周的湖泊原来是沼泽，现在被建造成了苏杭园林的精美复制品，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相提并论。湛蓝的天空下，它们透出无可比拟的明亮色彩，看的愈久便愈发美丽。这里十分适合君主居住。宫殿以及城市的四周运河和护城河系统连接着河流，这无疑是明朝时期建造的，因为蒙古人并不懂得这些，而且在马可·波罗的叙述中完全没有提到护城河的事情。
明代的瓷器和艺术品誉满天下，博学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们在那时来到北京，他们在科学和文学方面的活动奠定了在中国的崇高地位。而且因为在天文学上硕果累累，他们带来的华丽有趣的青铜器仍然被存在在城墙上的古观星台，这也证明了他们与皇帝关系亲近。
对北疆的殖民运动同样受到了这个汉人王朝在北京的推动——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长城的荫庇下统治这个国家的汉人朝代。大量中国人移民满洲，领土扩张的速度逐年稳步增长，这与他们对农业的热情密不可分。然而，尽管明朝尽力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设置更多的防御工事，但他们很快发现，正在进行的殖民运动并不可能受到完全的保护。当时的北京城墙也不过是保护措施的一部分，虽然它已经伫立了五百年，并且已经和今天一样巍峨；因为当时不仅重修了长城，而且延伸了很长一段，在北京以北及东北修建了诸多新的关口和塔楼。然而对于一个农业民族来说，战略考虑是次要的。中国移民的浪潮在开发完直隶海峡后，占据了满洲南部所有的肥沃土地。
这也直接影响了17世纪的历史发展，让帝国的首都再次被鞑靼人征服。满洲的好战部落生活在满洲和朝鲜很多河流的分水岭——太白山的阴影下，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汉人在满洲的定居点以外，与这些高度文明的邻居之间隔着全副武装的卫兵。满族人发现，相对于故乡的山峦险峻，在西边的蒙古平原上扩张更加容易，于是与蒙古的组长们结成了盟约，恰好当时的蒙古人仍为元朝覆灭深感痛苦，依旧在唱着悲伤的歌谣，希望有一天重获往日的荣光。南下劫掠中国的土地成为了一项常规活动。蒙古人的教导帮助满族人培养了专业的骑兵，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他们不仅攻破了汉族人的防线，而且将都城从一座满洲的小山城迁到了沈阳，并模仿北京重建了沈阳。
自那时起，中国和满族的斗争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令人绝望的阶段。
当时的明朝虽然精致细腻、博大宽广，但是统治得很松散，完全打不过一个战斗的民族。至今还有一个说法，意思是明朝人在修建寺庙的时候，清人（或满族人）在修建道路。虽然明朝疆域辽阔，但通信手段却十分落后，相比起皇朝的中心，它更像是一系列独立国家的宗主。忽必烈等一些鞑靼统治者为维持霸权开创的军事手段被弃置不用；而且，虽然明朝的地方长官具有惩戒权，但帝国晚期的衰弱依然清晰可见，例如日本倭寇的侵扰迫使长江入海口地区实行海禁政策，因为当时明朝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倭寇进犯。
这时，满族铁骑开始了他们针对北京的一系列攻势。满族和蒙古的骑兵沿着北京北部的高原一路南下，突袭直隶平原，试图占领北京。但是强大的北京并不会轻易屈服。满蒙联军徒劳地在高耸的城墙外谩骂和诅咒，向城内的塔楼射箭；他们甚至企图围困北京直到敌人弹尽粮绝，自动投降。但是中国的城市永远储备丰富，周围的田野里收割的粮食储藏在首都的粮仓，形成了国家贸易和工业的主要资本。最终入侵者只能受挫离开，首都的大门再一次安全地打开了。
明朝人并没有忘记这场入侵带来的教训。他们从远方省份调来军队把守长城，所有防御设施都得到修复。特别是山海关及周边被修建得坚不可摧，每一个制高点和塔楼都加固了，很多甚至保留到了今天，体现了当时军事计划的完整性。
然而，历史注定要重演。明朝从未真正在北京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也因此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分裂，一只无疑受到了满族人启发的中国叛军成功突袭并占领了北京。明朝最后的皇帝在皇宫后景山的一棵树上自缢身亡。当时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投降清军，与后者一同进军北京，清除叛军。
进入北京后，满族人就决定在这里留下来。1644年，大清正式建国，满族人简单套用了他们自己的八旗制度，将明朝的帝国接手过来。二百六十八年后，确切地说是1912年，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并要根除一切封建成分，直到这时北京当局才惊讶的发现，清朝统治者居然只是将“大清门”门匾上原来的 “明”字只是被盖住了，甚至都没有被抹去。


接下来，北京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征服北京后，清朝诞生了两位伟大的统治者——康熙和乾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很少有君主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务实的统治者，但同时也积极地支持艺术和文学。他们统治的时间加起来超过了一个世纪，期间百姓的生活增添了诸多福祉。他们为中国的版图增添了整个满洲和蒙古，以及今天东西伯利亚的大部，随后又占领了土耳其斯坦和西藏。他们的冷静和睿智让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向首都。北京的主城，或称鞑靼城被赐给了清朝贵族以及他们的家仆，而北京的南部，也就是契丹和金人的旧都重新建起了城墙。唐朝时期的堡垒被保存了下来，至今仍在契丹和金人的遗迹之中。宫殿和皇家寺庙的屋顶也被涂成了黄色，黄色代表地上的神，也就是皇帝。他们在这里树立了宏伟的牌楼，其主要结构是漆木打造的拱顶，用来庆祝战争胜利；天坛和先农坛用来祭祀大地和日月，在此期间也得到了扩建和修葺。所有御用的建筑都修得更加宏伟壮观。每一个方向都修建了宽广的公路，以方便交通：今天，从北京辐射出去的、长达五千英里道路，只需要铺上柏油，就可以协助铁路运输了。
蒙古的公子们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入了皇室。朝鲜、安南、柬埔寨、越南、暹罗、缅甸和尼泊尔等朝贡国常年向北京派驻使节，大家都很愿意做北京的朋友。
这些反过来也让北京的规模越来越大。亿万人民的财富涌入北京，到处都是和平盛世的景象。可以与中世纪意大利的彼得拉克相媲美的伟大诗人层出不穷，他们歌唱着赞美天朝的颂歌。
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北京都会带着满族皇权的印记。城墙外数里的地方，皇家陵墓比比皆是。西山里还有皇家猎场的遗迹，夏宫中的翡翠喷泉举世闻名。热河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避暑山庄在向游客们招手。城内的皇子府邸气势恢宏，体现了北京城内最突出的特点。院墙四周栽种了树木，如同欧洲贵族的宅邸一样，看起来似乎可以抵御围攻。尽管民国推动了北京的现代化，但这些满族时代的证据几乎没有改变。
清朝与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战争很快为北京加入了其他的特征。满族人在战争中获胜，他们从黑龙江上的俄国据点阿尔巴津（Albazin，即雅克萨——译者注）将大量俘虏带回了北京。满族人为他们迎娶了满族妻子，也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东正教信仰，由此在北京形成了一批东正教信徒。当时北京的人口绝大多数由中国人组成，但其中也混杂着契丹和金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以及至少半个高亚洲的血统。今天，拉黄包车的人和叫卖羊肉的人里，有很多都身形高大、鹰钩鼻、大眼睛。这是他们祖先留下的痕迹，那些如今已经被遗忘的骑兵在过去的时代和他们的部落从千里之外奔袭而来，征服了中国。
直到不久前——至少可以说直到1900年拳乱以前——北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都没有太多变化。北方明媚的日光下，宽大的街道上可以看到一种只有在戏剧中才能看到的景象：长长的骆驼队；欢声笑语的骑手们；练习长弓的满人弓箭手；皇子的红色轿子里，妆容精致的女子向外窥视，严厉的嬷嬷两腿交错坐在车辕处——这些和喧闹的白人国家完全不同。有时候清晨进城运煤的骆驼队太过庞大，城门就会完全被堵起来，就像在经历一次古代的战争。这些都已经变成了北京回不去的光辉过往，然而北京的特色必定会永远流传。
昔日街头繁华盛景已不复存在，然而这座都城的特色在本质上必定始终如一。
其独特的浪漫特质体现在哪里？这很难说。但其城市建筑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明之一。中国再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城有如此富丽的建筑群或者有如此宏大的建造规划。都城核心处专门留有几平方英尺的地方来建造一座恢弘堂皇、独一无二的紫禁城，而这种建筑一定不会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湮灭。与北京城的宫殿群相比，即使是永远矗立在莫斯科纪念往昔鞑靼统治的克里姆林宫也相形见绌。再者，彼时的天坛、先农坛等庙宇内草木繁茂，绵延数英里，却与熙熙攘攘的主街只有一墙之隔。帝国之壮丽令人惊愕、不可磨灭，如同无价锦缎，纵时光流逝不败其丰姿。
紫禁城黄色的屋顶，朱红色的宫墙，以及令宏伟木制建筑焕发生机的青绿色，都更令人觉得这个亚洲封建专制王朝举世无双。从花窗可以看到阿拉伯和波斯艺术的痕迹，金色令其设计显得尤为精巧。窗户上并没有安装寻常的玻璃，而是糊了厚厚的朝鲜纸，如今依然小心翼翼地隐藏着内部的一切，不为外人所见，这种神秘的氛围，即使灯光璀璨也不能减其分毫。从城墙上遥望紫禁城殿顶，其在许多现代建筑的映衬之下，显得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帐篷，俨然效仿了远古时期那些早已遗失的帐篷。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以及其他在蒙古大漠中接受朝拜的伟大征服者们的威严赫赫彷佛从这些建筑中隐现。与中国的其他城墙不同，紫禁城的雄伟宫墙坚固而坚实，似乎最能亘古不变。在各种各样的集市中，某些旧日的风俗习惯被保留了下来，彼时的岁月还未得到记载，彼时的人们赶着成群的动物长途跋涉补充其马具、瓷器和其他所需物品的存货。在令人神往的老古玩店里，上了漆的木制灯、玉杯、包着无价的嫩绿色铜锈的前朝青铜器，都令人回想起英雄辈出旧时代。
有些特定的颜色似乎与北京城有着本质上的联系。这些颜色成熟稳重，毫不张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黄色——大地之神的颜色。黄色与阳光、灰尘、紧张的氛围相得益彰，像日晕一样环绕着这座城，为其加冕。青色、朱红色也是皇城的宠儿，青色、朱红色的门窗从远处看去十分醒目，灰色的墙也变得生动了起来。甚至那些扛着步枪、身穿现代制服列队行进的士兵们，他们制服的颜色、统一的装束也保留着旧时的传统。昔日威名赫赫的八旗子弟，代表满族开疆扩土，正蓝旗、正红旗、正黄旗或同盟军中镶旗部队都由此分别获封北京城的各个区域，而这一切确实已不复存在。古色古香的三角旗、高耸的马鞍、军队的名册早已消失，只有女人们独特的旗头、身着的长袍还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看着共和国的步兵和骑兵们的行进队伍卷起滚滚尘埃，人们似乎能看见彼时的那些士兵们背长弓、扛长矛而战，奠定了北京城如此悠久的军事威望。仅凭这点很难维护政权。如同阴魂不散的幽灵来客，每个盛宴上都有往日痕迹。北京城就像一位老战士，怎么也想不通除了武力还有什么能统治这个世界。这座城市将一直顽固抵抗着现代精神。
这种古旧的氛围在城墙之外的远郊处尤为明显。你或能从一群信步走着、对一切都漠然的人们身上意外地感受到中世纪的气息。有时带给你这种感受的是一群喇嘛教的朝圣者，他们看起来就像卫三畏（Wells William，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笔下的“中央王国”中的插图，或者像著名的古伯察神父（Abbe Huc）书中所描述的形象。橘黄色或褐红色的脏兮兮的衣服、朝圣用的长长的手杖、古怪的帽子，这一切都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影子依然游荡在都城附近的荒郊野岭，殊不知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降临。或者这些朝圣者将会前往位于北京城郊外群山之间那闻名于世的妙峰山寺庙，他们按照其宣誓信仰的远古法则，进行着最为艰苦的修行，用整个身体丈量着前行的每一步。或者是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红蓝相间的驴车里坐着妇人，车旁边是穿着古老的地方服饰的随从，他们身上佩戴着厚重的剑和手枪，这群人缓慢地向着群山环绕的山西或陕西走去，历朝历代的人们都是这样旅行。与此同时，中国曾对周边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在雍和宫、黄寺的仪式中得以彰显。蒙古族和藏族的僧侣们用浑厚的嗓音吟唱着，其复杂的仪式与现代生活迥然不同。这就是13世纪时马可波罗亲眼所见的景象，这也是早在马可波罗之前，方济各教士试图用自己的宗教与西藏的喇嘛教、蒙古大草原的萨满教竞争时，曾经与之对抗却徒劳无功的存在。在特定的日子里，可以看到僧人们扮成凶蛮野兽的样子跳大神，旁边会有大群人围观，这时只有甩着长鞭的行者才能维持秩序，空出场地来表演。
在北京城几乎可以见识到所有宗教信仰，每一种似乎都有其历久弥新的浪漫历史。北京城种有许多伊斯兰教清真寺，供预计两万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家庭来此朝拜。其中有一些清真寺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已有500年历史了。但就算是这样的清真寺在蒙古王朝时期都称得上是现代建筑了，由于八世纪时的声势浩大的伊斯兰教运动曾波及到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供穆斯林朝拜的地方了。
最好的清真寺位于外城一条名为牛街的大街上。沿街有成百上千的穆斯林家庭信仰伊斯兰教的传统由来已久，并深以自己的祖辈为荣。在他们的门楣上或常看到阿拉伯文，人们可以从他们的鹰钩鼻和长脸上可以一眼看出他们有阿拉伯和突厥血统，尽管他们祖先已经与纯中国血统的人通婚很多代了。
在晚间祷告的时间来参观这座清真寺就如同置身于《一千零一夜》情景之中，因为在他们用于朝拜的这片区域之内所有忠实信徒们都尽力让自己看起来很有阿拉伯人的味道。从外面看，这座清真寺的建筑很像一座皇家寺庙，因为批准建造这座寺庙的敕令中详细规定了清真寺应该比皇家寺庙低一英尺，而穆安金（通常在清真寺宣礼塔上召唤穆斯林礼拜）召唤穆斯林礼拜的宣礼塔是一座矮小的看起来中国样式的建筑结构，而这只是那像尖细的手指般指向填空的精美阿拉伯建筑的残迹罢了，而中国的好公民是绝不允许这样不合规矩的存在的。但除了这部分，其他的一切布置都遵循了阿拉伯艺术追求。清真寺里面有阿拉伯式的柱子，蓝色的天花板上绘着金色的星星，地板上全铺着地毯，这一切都跟其他清真寺一样。看忠实信徒在洗净之后，包着白色头巾祈祷的情景确实既新奇又独特。有时能看到有去麦加朝圣过的包绿色的头巾的人。也常常见到前来住宿的突厥商人，他们来自中国突厥斯坦（Chinese Turkestan），有权受到这些与他们同宗教的人的照顾。外院有坚硬的石棺架，在埋葬前，裹着裹尸布的尸体会停放在上面。一行中国的伊斯兰教送葬队伍缓缓走向伊斯兰教坟地的情景体现了文化仪式，学习中国传统风俗和保持纯正的伊斯兰教在抗争中达成了妥协，穆林斯们采纳这些与伊斯兰教的戒律没有直接冲突的风俗。这种融合异己文化的做法令其他同宗教者们愤恨不已。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大量的英属印度（当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伊斯兰教部队进入北京城，所有中国的穆斯林包上头巾，说着不纯正的阿拉伯语表达亲善之意。但那些印度人很快宣称他们的宗教受到贬损，尽管与这些中国人谈判，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中国穆斯林是纯正的中国人——这再一次证明了那句古话的准确性，即“中国海纳百川”。
随着火车运输改变了出行方式，伊斯兰教深受影响。在此之前，从中国北方到北京城的沿路的为运货马车提供的客栈和运货马车贸易都掌握在中国的穆斯林手里，当时的马匹买卖也是如此。如今，随着旧的出行方式逐渐消失，这些利润丰厚的买卖也在现代发展潮流中显得黯然无光，而中国的这些穆林斯深受其害，或许最终将被社会完全融合。
西藏和蒙古喇嘛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以及分支众多的基督教都在北京城得到很好体现。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的确有着一段享受优待的历史，由于与满人政府签订了条约，俄罗斯作为半帝国主义的代表享有特殊地位。这些宗教学说都有自己的信徒，聚集在朝拜地周围，时常能占一整个街区。尤为令人瞩目的是古老的罗马天主教教众，他们早在满人入关前就已经存在。宏伟的北堂（即现在的西什库教堂）位于紫禁城西端，以其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中的顽强抵抗以及著名的主教辈出而独树一帜。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朝廷下达圣旨驱逐耶稣会会士，即使在那段时期依然有参与诸如管理历法等朝廷事务的神父得到豁免，获得允许留在了北京。18世纪，帝王担心罗马天主教或让整个都城的人都皈依天主教，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自从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信奉天主教的人数大大缩减，这是一个客观的教训，告诉我们在40个世纪的历史中战争和劫掠不断抹去了中国的无数瑰宝。因此，东堂教区的天主教徒总人数从2000人锐减到了800人。坐拥上千上万教徒，其中还包括满人贵族的大北堂教区如今至多有4000人。因此，中国的不变之处实际在于永远发生着改变，永远在吸收兼容，其中包括对原本样式的改良。洛克菲勒学院在一处之前是满族人宫殿的地方建立起中式风格的建筑群，用作医学院和研究工作，我们从中看到一个重要的时代标志——这是现在依然发生在这座都城的诸多改变之一例。
还有蒙古人——那些蒙古人身在何方？
二十年前，就在现在被独占的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中心，有一个蒙古人的市场，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鹿肉、冬天冻起来的鲟鱼，更不用说还有许多禽类野味。在那段日子里，人们总能看见古怪的队伍¬——丈夫和夫人同骑一匹骆驼，蒙古小孩被放在骆驼两侧的篮子里，大箱的家居用品捆在骆驼的驼峰上。在冬天尤其多骑骆驼的队伍从蒙古草原来到京城，因为朝廷名目详尽的规定，蒙古族的王子被迫定期来京城朝见天子，以便亲自将他们带来的黑貂皮、白马和其他贡品献给皇帝。1900年以后，朝见队伍数量大减。这传达出一个有些神秘的讯息，那就是这个王朝离覆灭已不远了。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及次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蒙古人几乎彻底从京城销声匿迹了，只有极少数蒙古队伍会出现在中国人（清朝时蒙古还完全隶属中国）的定居地，而他们本身就是半个中国人。象征着进步和平庸的汽车代替着青草茂盛的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和牛车，这些旧世界的景象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新时代到来之际，与北京城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蒙古族失去了立足之地。
但蒙古族还是有一席之地。只要京城还有市场和人，还有这样的气候和环境，蒙古人最终一定会接受新的制度，再次每年来这里朝见。很快，铁路的扩张可以让他带着考察队伍安全穿过现在的武装中立区，里面的人肯定也没有与他们打交道的渴望。对西藏和西藏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一定会再一次来到北京城，昔日乾隆皇帝高高在上，命令他们臣服于自己，每一位新达赖喇嘛的名字都由乾隆皇帝从仪式性地展示给他们看的金瓮中取出。离拉萨的大喇嘛来北京城才过去不到十年，达官贵人们最终将会率领合适的随从，重建旧时的关系。
与此同时，总有说书人刷新着这些记忆中的往事。北京城是职业说书人之家，有每夜挨家挨户拨着吉他弦唱着妇人房中秘事的盲人，也有在市场和酒馆等公众场合为坐在简易餐桌旁喝茶的人们逗乐的的说书人，讲的是过往朝代中那些英勇冒险的故事。下午和晚上，北京城内城的巨大入口处——前门的车水马龙中主要是前去找乐子的人们，他们热衷于亲耳听到说书人对中国历史的戏剧性描述。因而这种新生活——人们在街头熙熙攘攘的现代活动，深处是所有中国人真正的精神，这是他们骨子里向往的东西，是曾经与皇宫和京城规划相符合的东西——那就是过去的伟大故事。对于来自远方的陌生人而言，这个故事写在纪念碑上等待着他的探寻，在寺庙和历史古迹中，在紫禁城城墙上，在如今集齐世间最精美皇家艺术的皇宫中，在如今坐火车一两个小时就到的城外关卡的山中堡垒中。只要不是盲人就都会来阅读这个故事，并沉醉其中。
这就是《北京美观》，一段长达千年的精彩故事。它在向你招手，来吧！

沈忠海收藏的故宫历史照片。

《1890在中国》 威廉 桑德斯摄影
格夸雷莱环游世界旅行纪念品
出版 法兰西
沈忠海 收藏
韩君妍 翻译
在中国-1890年晚清风俗&习俗

沈忠海收藏意大利建筑和公共雕塑蛋白照片